战略笔记 | 刘鹤经济思想观点深度探究之主线、观点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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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刘鹤老师本人，业界已有诸多评价：“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操盘手”“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智囊”“中国新经济计划的总设计师”……
美国彭博新闻社称刘鹤为“中国的萨默斯(美国白宫原首席经济顾问)”,对于刘鹤经济思想的系统性认识有助于把握企业未来发展方向与投入方向、治理与管理方式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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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刘鹤接受媒体采访
图：刘鹤经济思想发展结构图
第一主线：解决结构性问题及其解决
（一）中国经济存在着结构性问题
早在90年代，刘鹤就认识到中国经济存在着结构性问题。所谓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不匹配上。
他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巨大的生产潜能使中低档主导产品具有相对无限供给的条件，人均收入的快速提高使国内低档产品市场相对迅速饱和。
在这种情况下，低档加工制成品虽然仍存在巨大的需求，但已丧失其主导地位，消费需求的偏好己经转向新的主导产品，包括产业关联链条长、技术密集的耐用消费品、新的交通通讯设备和新的服务。”正是这种结构性的偏差，把国际贸易推到至关重要的地位。”
图：日益复杂的全球产业链发展
朱镕基总理曾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过：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结构就不能再发展的程度了。这话说的份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相当重的，整个增长的基调将从数量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效益。
那么结构的调整所涉及的不仅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些大的概念，实际上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次调整；对每一个机构来说，都是一次调整；对每一个产业来说，都是一次调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就是在生产过剩的领域‘去产能’，在房地产领域去掉多余的库存，降低过高的杠杆率，在全社会降低成本，在整个经济结构中补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制度性短板，全面提升供给体系的适应力和创新性。”
（二）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失衡的表现及原因
1．需求结构失衡根源在城乡结构
中国的内需不足的原因在于城市化不足，“目前我国的城市化率为30%多一点，而工业化率达到52-53%，二者之间相差20个百分点。正是由于这20个百分点，才造成农民收入低、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制造业产品没有空间，同时也阻碍了中国的重大改革无法推进。
同时，也正是城市化的发展，使得消费需求同供给之间出现了断裂。随着人口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消费偏好变动出现以下：“恩格尔系数继续下降；相当一部分千元级耐用消费品需求饱和；服务性和交际性消费需求增加；住房及关联产品需求旺盛；汽车需求逐步扩大。”
注： 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具备资金、知识条件的群体大量涌进大城市，土地资源有限而购房需求旺盛，使大城市住房价格快速上涨，交通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条件也难以适应城市人口密度的急速提高。
2．供给结构失衡根源在产业结构和制度结构
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信息产业是我国产业结构中的短板。
对于服务业发展不足的现象，刘鹤曾这样描述，“家庭支出用于服务业的比重正稳步扩大……然而，供给方的反应却明显迟钝……若以不变价表示，服务业的比重还在下降。”
“现在的短缺主要是服务业。我们的金融、保险、旅游、咨询、教育、医疗等等，以及为市场体系建设和配套的服务业是短缺的。因此，要调整的第一个重大结构比例就是全面发展第三产业。”
对于制造业和新兴信息产业的问题，也须提起重视。“汽车工业发展的教训，政企不分的办法，不利于汽车工业竞争力的提高和规模经济的形成。与行政垄断相对应的是外部交易的内部化推动新经济发展和建立政府的信息化平台应该广泛地进行招标，使最优秀的力量能够进入这个领域。
我国存在着“制约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两个瓶颈：
“一个是随城市化加快而引起的基础产业供给瓶颈，另一个是高消费导致的技术供给瓶颈。第一类矛盾不解决，基础产业的缺口得不到迅速有效的弥合；后一类矛盾不解决，我国的产业关联就会始终处于层层断裂的状态，就会失去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三）结构性问题必须以结构性调整应对
1．产业结构调整：打破垄断以促进服务业等产业发展，以企业家精神振兴高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空间就在服务业，而解决增长的问题的关键就是反垄断。”
特别的，要在金融业打破垄断。
“促进形成有竞争性的商业银行体系，逐步打破大银行的垄断，引导银行之间的利率、服务和新产品竞争；促进投资性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支持形成产业投资基金和相互基金，为居民投资提供专业化服务；加快和支持保险业的发展，鼓励正常的竞争，反对垄断，扩大保险业的投资机会，完善其竞争秩序和规则。”
制造业发展必须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对那些可能形成市场垄断的产业组织主体进行监督，放松进入壁垒，消除可能借以形成垄断的客观因素，不断调整市场结构，使之处于比较符合产业发展属性并保持消费者利益的竞争状态。”
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更要防止垄断，形成良好的竞争环境，早在上世纪末，中国信息产业方兴未艾之时，刘鹤就高度重视信息产业的市场化竞争环境构建，“电子工业的发展也不能走封闭的模式，要强调面向市场，放开搞活……建立市场秩序，提倡竞争，反对垄断。”
刘鹤引用熊彼特的一句话说明企业家的重要作用，“经济的真正动力阶层在于企业家，他们把新的思想、新的技术，通过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制度投入市场，并且不断地开拓市场，这样使得经济得以发展。”
在知识经济时代，年轻的企业家不断产生新的思想，通过不断扩大国际互联的覆盖范围，使全球经济在技术更新加快、价格不断下跌的条件下快速发展。”他呼吁，“中国应像尊重科学家一样尊重企业家，给其以应有的回报，这样才能培养出一个企业家阶层。”
对于企业家阶层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发展的初期，市场体系并不存在，企业家阶层也软弱无力，政府在培育市场和促进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的关系逐步发生变化，企业家阶层开始成长并且发挥重要作用。
这是具有制高点意义的问题，各个高增长的地区都有一个善于引导的政府，虽然发挥作用的方式很难用同一个公式表述。
2．制度结构调整：以进一步开放促进服务业等产业发展，以完善产权激励企业家
刘鹤高度赞扬了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巨大作用，“开放使中国及时利用了人类社会发展经济最好的实践成果，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也是世界的福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结论。”
刘鹤指出，对于开放，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放开一般，保证重点，国家保护，国家关税有期限地支持，国家贴息等。第二种是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寻找到我们的比较优势，使中国用新的办法、通过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成为21世纪初期全球终极制造产品的生产基地。我们比较倾向第二种做法。”
“由于信息产业发展的核心在于知识和人才，因此在推进信息化的过程中，要加快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如鼓励竞争打破垄断、保护知识产权、建立激励机制等”
务实的产权制度在过往的中国经济奇迹中起着重要作用，“以渐进的方法引入竞争机制，并且逐步健全适合国情的产权制度、信用制度，是中国的独特之处。”
产权是一种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硬的基础设施，包括供电、供水、供气、交通；二是软的基础设施，包括法律、制度等，也包括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
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凡是一个国家公司治理结构、产权关系比较明确的，外资就进入，储蓄就能比较有效地转化为投资，这个国家就能享受比较高的增长率。这个问题可能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实质问题就是产权的界定和股东利益的保护。
3．城乡结构调整：合理有序推进城市化
城市化过程中，究竟是发展大中城市，还是发展中小城镇，二者孰重孰轻……城市化究竟是什么意思？现在有一种误解，认为城市化就是建城市，实际上城市化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在这个转移过程中，就需要对土地制度进行重新的鉴定。农村的人口进入城市后，需要进入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他进入城市后需要就业，需要寻找、搜索就业的市场，所以城市化实质是市场化的过程。我们应用大力发展市场体制的办法发展中国的新城市。
这个均衡点就是农村转移人口个人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平衡表的左边是在城市工作的收入预期，右边是由住房、教育和其他支出构成的生活成本，再加上储蓄结余和自我尊严等社会心理指标……
中国目前的情况是，由于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认同，即便个人资产负债表失衡，支出大于收入，仍然有大量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溢出，一部分人则成为个人资产负债表失衡的城市不稳定性新社会群体。
城市网可能是较理想的发展状态，即通过现代化的交通、通信体系，把一个区域内特大城市和中小城镇整合起来，形成城市网络，通过城市间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
这样既能够实现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又可以避免单个城市盲目扩张带来的大城市病，既可以降低大城市生活成本，又可以避免小城镇缺乏就业机会的现象。
第二主线：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
（一）高度关注国际经济形势变化
要特别关注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因为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互动性明显提高，市场相关性明显增强。
要高度关注美国次贷危机，主要原因是，如果次贷危机继续扩散，会对我国产生较大压力。
注：美国次贷危机（subprime crisis）也称次级房贷危机，也译为次债危机。它是指一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它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2007年8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次贷危机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热点问题。
第一，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已达66.9%），如果美国的消费下降，我们的出口减速过大，可能会引起国内产能过剩，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第二，如果美元继续贬值，全球的油价、粮价就会继续攀升，我们的物价也会面临新的压力。
第三，如果美国经济继续趋缓，我们面临的外汇压力也会显现出来。
刘鹤认为，中国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稳步扩大国内需求，使经济增长能够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并且加快推动与之相配套的各项改革。
（二）中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态度和对策
关于危机的应对对策和态度，刘鹤曾发文指出，中国政府应对这场金融危机的态度和对策可从三个层面概括：
一是对金融危机发展的趋势和中期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作出判断；
二是努力维护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以保护外需；
三是通过多种手段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
中国决心在本次危机面前，积极提倡自由贸易。所采取的政策主要包括：
第一，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创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全力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第二，鼓励出口和进口。
（三）深入研究危机比较，总结经验预判形势
三个背景：
一是在两次危机发生之前，世界经济都出现了技术革命，此后经历了空前的繁荣，但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达到顶点；
二是危机延续的时间比想象的更长，而且意外事件不断发生；
三是在危机中往往伴随着大国实力的相对变化以及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三个结论：
第一，本次危机发生后可能经济全球化的高涨期相对告一段落，全球经济可能进入相对低迷的时期，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主要基调，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
第二，虽然全球化的高潮已经过去，但我们仍然处于重要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在全球化高潮时期和低迷时期，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不一样。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各级政府需要转变过度依赖出口和粗放投资的发展模式，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使经济加快回到自主增长的轨道。
现在重新认识熊彼特的理论和萨伊定律，对企业的成长和走出低迷的全球商业周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很多人都盼望经济转折的出现，全球经济转折何时出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抓住机会，苦练内功，切实增强自己的实力，以便更好地利用下一次机会。
在课题研究的总报告中，刘鹤对两次经济危机爆发的共性表现和政策性思考又进一步做了详细叙述。
危机的警世点：
1．今后当重大的技术革命发生之后，不仅需要认识它的进步作用，抓住它带来的机遇，同时要充分意识到重大变革会随之出现，充分估计震动性影响和挑战。
2．在危机爆发之前，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危机发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在两次繁荣期间，经济的自由放任和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发扬互为补充，推动着经济的高增长，但也与后来危机的发生存在某种逻辑关系。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
4．在公共政策空间被挤压得很小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政策通常是危机的推手。
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制度条件下，人类这种自我膨胀的说服力量和缺乏理性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
6．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
7．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着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策，这使得危机的形势变得更为糟糕。
8．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经济复苏。经济危机过程中很多意外事件的发生，似乎是由小概率事件和运气所决定的，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经济一旦从正常状态转入危机状态，它就开始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循环。危机往往从经济大幅跳水开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业率攀升，由经济困境加重转向社会矛盾激化，由经济社会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乃至军事领域。
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10．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大萧条后世界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洲，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元占据支配地位，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产生，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政策性思考
1．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
2．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
3．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
（四）防范风险，加强监管是重中之重
这场危机带给金融监管的启示至少有以下三条：
第一，金融监管要有前瞻性。
第二，金融监管体系要有适应性，
第三，金融监管要“长牙齿”。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的速度、方式、结构、动力都在发生转化。这既是金融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也是金融风险的易发多发期，对金融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方面，金融业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为去产能、去库存、补短板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强有力支持。
另一方面，虽然我国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但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和经济结构调整，各类隐性风险将会逐步显性化，面对以高杠杆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要坚持用改革的思维和方法解决长期性结构性问题，并以外科手术式的措施化解短期风险隐患，真正使金融体系经得起经济结构性、周期性变化的考验。
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在完善体制的同时，也要改革和优化监管机制。
刘鹤老师七大观点总结
1、通胀不是简单的货币现象，通胀回归合理水平需要供求结构的再调整。
2、通胀究其根源是再一次出现的深层次产需结构矛盾。因此，我们看到了供给侧改革的顶层设计，也看到了“三去一降一补”的逐步推进。削减过剩供给正在顺利推进，未来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及合理的通胀关键要进行的是“一补”，以及需求侧的改革。
3、贫富差距的收缩将释放潜在内需。
4、城镇化及乡村振兴是释放内需潜能的必然选择。基建的重点预期将集中向城市网连接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投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权分置”将带给农民即时及持续性收入。
5、发展新经济不仅是补短板，也是降低宏观杠杆水平的有效途径。中国经济的短板在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与新兴信息产业。第一部分为微观企业资产负债率，第二部分为资本产出比。
6、破除垄断及开展产权制度改革是补短板的工作重点。
7、金融业的无序扩张是经济危机的导火索。实体经济不断重复着发展、供求矛盾、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供求重新匹配的过程。而金融业在参与经济周期波动的过程中，应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尽量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而不是助推、加速周期的波动。
对刘鹤经济思想的四个认识
（一）对通胀的重新认识
通胀不是简单的货币现象。通货膨胀的表象虽然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产品”，但在中国，实质上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倾斜引起的结构矛盾。在不触动分配格局和经济机制的情况下，单纯地从总量入手“管住货币、砍下投资”，只能紧了供给、松了消费最终出现经济滞胀的结果。
（二）对需求侧改革的认识
贫富差距的收缩将释放潜在内需。在经典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中，消费取决于两个经济变量，一个是可支配收入，另一个则是边际消费倾向。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后40年的发展历程，经济增长中投资与外需相继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但投资与外需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终将收敛于一个均衡水平。
城镇化及乡村振兴是释放内需潜能的必然选择。城镇化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建城市，关键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成为市民，是消除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也是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依托。”
（三）对新经济的认识
发展新经济不仅是补短板，也是降低宏观杠杆水平的有效途径。中国经济的短板在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与新兴信息产业。“制约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两个瓶颈”， “一个是随城市化加快而引起的基础产业供给瓶颈，另一个是高消费导致的技术供给瓶颈。”
我们知道，如果以（负债/GDP）衡量宏观杠杆率，那么宏观杠杆率可继续拆分为：（负债/资产）*（资产/GDP），第一部分为微观企业资产负债率，第二部分为资本产出比。
因此，如果从降低宏观杠杆率的角度，以服务业、高端制造业以及新兴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是轻资产高产出产业。因此，大力发展新经济不仅可以满足消费升级，同时可以在发展中降低高企的宏观杠杆率。而具体来看，我们要关注的重点是打破垄断以及市场秩序建设。
破除垄断及产权制度改革是补短板的工作重点。
（四）对金融监管的认识
金融业的无序扩张是经济危机的导火索。经济危机的救助，往往伴随着货币的超发，进而带来金融业的率先繁荣。金融业若远超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出现过度繁荣，在没有内生反周期性的监管之下，势必为下一次危机埋下祸端。也正因如此，我们看到了发达经济体周而复始的危机爆发。金融业的发展最终是为了实体经济而服务，使金融体系经得起经济结构性、周期性变化的考验。
本轮金融监管的目标，是有效降低宏观杠杆率水平。
文中所有观点源自刘鹤老师在不同场合的重要发文。并参考了和君咨询的相关梳理，在一些项目里，我曾经与和君咨询的同仁交流与合作过，和君咨询在国内咨询业是有所建树的，做了相当多的国内实践探索与总结，对市场趋势、政策环境如何影响企业发展，企业应如何优化经营模式等方面有杰出的能力。中国需要这样的本土咨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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